扒窃犯罪论文提纲 (一)
贡献者回答扒窃犯罪论文提纲
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且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一、扒窃是行为犯，不是数额犯，没有数额要求，是否定罪也不主要是看数额。
刑法修正案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因为实践中扒窃行为非常猖獗，很多扒窃案达不到盗窃罪立案标准，只能作行政处罚，由此酿成很多惯犯，抓了放，放了抓，扒窃现象泛滥不止。人民群众对扒窃案处理过轻意见很大，立法机关参考民意，规定扒窃的即构成盗窃罪，并没有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从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及法条表述看，扒窃型盗窃罪明显属于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没有数额上的要求，扒窃一元钱，也可以构成盗窃罪。
同时，《检察日报》发表了陈国庆主任对盗窃新解释的解读，指出扒窃没有数额标准，但可以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出罪。对此笔者是赞同的。但书是刑法总则的规定，除分则有特别规定外，可以适用于分则所有罪名，当然包括扒窃型盗窃罪。不过，笔者认为，扒窃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不是看扒窃数额，而是看扒窃人是否刚满16岁、是否被人指使教唆胁迫、是否初犯偶犯、是否为生计所迫等。也就是说，如果扒窃数额只有一元钱，但扒窃人乃游手好闲之人，或属于再次扒窃，或组织纠集他人扒窃，特别是有盗窃前科劣迹的，应一律认定犯罪，而即使扒窃数额达数百元，但扒窃人属于年幼无知，或被蒙骗、胁迫为之，或因一时迷误而初犯，或因生活所迫而初犯的，也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所以说，扒窃案是否定罪，数额是不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扒窃行为大部分是无目标性的，别人口袋里有没有钱、有多少钱都是扒窃人无法预知的，扒窃所得数额只是行为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扒窃人能决定的，完全看他们的“运气”，所以，以扒窃数额来作为定罪与否的主要考虑因素，其实就是客观归罪。真正体现扒窃人主观恶性的，就是行为人年龄、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受人教唆指使、是否为生计所迫等，是否定罪，也应该主要考虑这些情节因素。
二、扒窃案一般不存在盗窃未遂，只有针对特定财物的扒窃未得逞才成立盗窃未遂。
在《人民检察》的疑案精解中，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人扒窃他人口袋，只窃得一元钱的，应认定盗窃未遂。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扒窃型盗窃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此行为即构成犯罪，既然没有数额要求，一般也就不存在未遂的问题，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未窃得分文的，同样构成犯罪，更不用说窃得一元钱的。
为什么这么看呢理由如前所述，扒窃能窃得多少财物完全看行为人的“运气”，大部分时候，行为人扒窃都是针对被害人口袋、提包来的，并不是针对特定的财物，所以，应受刑法责难的是扒窃行为本身，而不是扒窃行为的后果，只要着手实施扒窃行为，盗窃罪就成立，而不存在未遂的问题。即使扒窃行为未实施完毕，比如行为人伸手扒窃，刚触碰被害人口袋就被抓住，或者手还没有拿出来就被抓住的，这种情况仍然不存在犯罪未遂。
不成立犯罪未遂的另一点理由，是认定未遂不具有可操作性。刑法规定，犯罪未遂的，可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扒窃行为未得逞的，或者只窃得一元钱的，如果认定盗窃未遂，比照多少数额的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没有一个比照处罚的数额，根本就无法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
所以说，扒窃型盗窃罪的未遂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行为人针对手提电脑、金银首饰等特定财物进行扒窃，在扒窃过程中即被抓住的'，或者扒窃得手后，在逃跑过程中被抓住的，导致盗窃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的盗窃未遂，以扒窃的特定目标财物或得手的特定财物价值为既遂数额标准，可比照这个标准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扒窃案件定罪的应严惩不贷，原则上就一律起诉，且原则上应判处实刑。
很多人认为，扒窃案件定罪的，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重起诉。笔者认为，适适相反，对扒窃定罪的案件应一律严处，不宜作相对不起诉，起诉至法院的，法院也不宜判处免刑、缓刑或单处罚金，而应一律判处一年至三年的实刑。
笔者个人一直是持轻刑化理念的，但为什么认为扒窃案件要严处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对扒窃行为动用刑罚严处是迫不得已之举。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种手段，只有不得已而为之时才能动用刑法制裁，而对扒窃的治理正是如此。因为对扒窃的其他治理和预防手段都非常无力，叫群众把口袋捂紧一点叫群众都不要带现金或贵重物品上街叫群众尽量不要到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去或者在公共场所到处布满保安能采取的预防措施无非就是这些，但都不现实。对扒窃这种顽疾，只有加大刑法打击力度，给予严厉刑罚，加大扒窃犯罪成本，遏制犯罪冲动。因为扒窃被查处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加大每一次查处的严厉性，才能令扒窃者有切肤之痛，感觉得不偿失，权衡利弊后放弃犯罪念头。
二是如果对扒窃案件处理过轻，难以实现入罪效果，也浪费司法资源。根据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的解释，扒窃入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击一些盗窃已成习性、以盗窃为业的扒手，如果对扒窃案件过多适用相对不起诉，或者法院过多判处免刑、单处罚金或缓刑，扒窃者没有受到羁押，或者很快就恢复了人身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扒窃了。这和入刑前的对扒手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扒窃泛滥成灾仍然无法遏制。并且，入刑之前，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效率很高，而走刑事诉讼程序，将消耗大量司法资源，而结果却是行为人不日又重操旧业了，为此在司法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说，既然刑法将扒窃入刑了，司法机关就要出重拳打击，不能手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扒窃的受害者，而且被扒窃遭受的不仅是物质损失，更多时候是各种证件、磁卡、资料等紧要物品丢失带给我们的无尽烦恼，这种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也是扒窃相较于其他盗窃最大的危害之处。所以，对扒窃案件的定罪量刑就绝不能仅仅是看数额了，而应该把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也算进去，这样看来，对扒窃案件严惩不贷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对“扒窃”的理解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后，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的盗窃类型，由“结果犯”改为“行为犯”，但凡扒窃案件，无论扒窃财物金额多少，都以刑事案件处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如何确定扒窃的入罪标准和既未遂形态，以及如何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13]8号)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争议。
一、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通说认为“扒窃”是作为行为犯入罪的，如此认定的话，等于将这个盗窃的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扒窃不仅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旅客列车上，由于这类地方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罪状直接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脱离了普通盗窃以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但是对扒窃追究刑事责任，既要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上，考虑到整体的犯罪构成，还要考虑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盗窃罪作为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权属关系，而财物损失的直接表现和衡量标准为数额。由此若行为人客观上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或主观上只想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的故意，则尽管有扒窃行为，也不得定罪处罚。因此，扒窃能否入罪，既要考虑到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统一性，也要考虑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这样才既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三、扒窃是否具有既未遂形态
认为扒窃未遂应当一律入罪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扒窃行为的犯罪分类产生不同的理解所致，很多学者和法律工作人员将扒窃归为行为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之实施完毕为成立犯罪既遂条件的犯罪，而与之对应的结果犯是指以侵害结果的出现才成立的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人们对“盗窃罪是结果犯”应该不存异议，而现在之所以对扒窃犯罪看作行为犯的一种，是因为对扒窃罪状的描述，“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因为，行为犯的行为构成与结果之间一般不可分离，且不以出现某种结果为要件，而扒窃的行为和结果不仅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还必须以扒窃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这一“外界”变动(结果)，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扒窃存在既未遂形态，且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在于财物是否“失控”。
四、扒窃未遂下的入罪问题
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法释[2013]8号第12条规定，该条规定，盗窃未遂，但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如不具有三种情形的盗窃未遂，不应定罪入刑。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其当然适用本条规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实质上就是指要考虑扒窃的社会危害性。考虑到法释[2013]8号司法解释的统一性，结合司法实践，对于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应从行为主体、主观认识、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结果等多方面认定，具体表现为：行为人有犯罪前科或一年内受过受过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有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或者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盗窃对象是医院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等救助物资，或者盗窃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财物的;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者盗窃行为严重影响生产、公众生活的，等等。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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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罪和出罪是什么意思啊 (二)
贡献者回答分别指的是将某种行为纳入犯罪范畴和将某种行为从犯罪范畴中排除。
一、入罪的含义与情形
入罪，即是将某种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刑法中，每种犯罪都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只有当行为满足这些要件时，才能被认定为犯罪。例如，盗窃、故意伤害、诈骗等，都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一旦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便会被认定为犯罪，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入罪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它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这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出罪的含义与情形
出罪，则是将某种行为从犯罪范畴中排除，使其不再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通常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行为虽然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存在法定或酌定的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而不再被认为是犯罪；二是行为原本被认为是犯罪，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变化，这种行为不再被认为是犯罪，从而被从犯罪范畴中排除。
出罪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它避免了不必要的刑罚处罚，保护了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同时，出罪也是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可能不再被认为是犯罪。
三、入罪与出罪的关系与平衡
入罪和出罪是刑法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和判断，既要保证犯罪得到应有的制裁，又要避免对无罪的人进行错误的定罪和处罚。这需要司法人员具备深厚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确保刑事司法的公正和准确。
综上所述：
入罪和出罪是刑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分别指将某种行为纳入犯罪范畴和从犯罪范畴中排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需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和判断，确保犯罪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避免对无罪的人进行错误的定罪和处罚。这既体现了刑法的公正性，也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和谦抑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十三条规定：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类推制度和类推解释的区别 (三)
贡献者回答一.类推制度 : 类推适用制度从法律角度看，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一定行为，但其足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时，将具有相似性质的行为法律扩充适用或者援用同它有类似性质事项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类推制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序性的法的创制，“诸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是刑法的保护个人权利机能和保障社会秩序机能矛盾的表现和缓冲。类推制度依据类推适用对象不同分为法律条文含义的类推解释和具体行为的类推适用。以法律条文含义为对象的类推解释通过对法律条文本来并不具备的含义进行类推理解，使法律条文能够适用于原来法律没有规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于刑法保障机能的维护，通过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类推，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制裁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但是足以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再者就是具体行为的类推适用，“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作为成文法，理所当然具有抽象性和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因此不能够针对每一个行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从而出现了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刑法条文适用于该行为的法律类推适用。刑法是通过严厉的刑罚手段来限制个人的权利从而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国家强制性和惩罚性，类推制度虽然最大限度的惩治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损害了刑法对法律行为所具有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价性的功能。
二.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相类似的案件应作相同处理，其法理基础在于平等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理论界支持的广义说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在一个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情况相似，但根本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为援引某一法律规定为依据的解释方法。
三.区别：1979年《刑法》第79 条规定的类推制度与刑法类推解释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审视的角度不同而已, 前者是将其视为一项刑法制度, 而后者则将其视为一种刑法解释规则。如果允许进行类推解释, 那么我国1997年刑法废除类推制度就失去了意义。① 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通过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项规定在具备“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等三种严重情形的情况下, 即使行为人不具备“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这实际上是在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之外另立盗窃罪之罪与非罪的其他区分标准, 明显属于类推解释。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又如2002年2 月25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指出: “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 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 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 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而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不是公司、企业。足球裁判根本谈不上属于“公司、企业人员”, 因而这一解释显然属于“比照最类似条款”的类推解释。 (七) 要注意防止扩张解释异化为类推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其“字面通常含义”但未超过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宽的含义”的解释; 而类推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宽的含义”的解释。但正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在理论上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但实际上有时是难以区分的。对同一个解释, 有的认为是扩张解释, 有的则认为是类推解释。而且, 可以对刑罚法规的文言作扩张解释的理由、机能及效果, 与类推解释也是相差无几的[ 10 ]。也有论者认为, 要清楚地界定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并非一件易事。理论上的各种区分标准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实践往往倾向于将那些看来更像类推解释的做法视为合理的扩大解释。即在需要维护某种法益时, 只要侵犯这种法益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的行为实质上相似, 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但由于禁止类推, 人们就尽可能地把一切类推性适用都往扩张解释里塞。有的国家则因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很难具体区分, 干脆就将扩张解释也纳入禁止之列[ 11 ]。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更是明确指出, “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的区别是毫厘之差, 其区别的标准其实也就是想法的不同。”[ 5 ]笔者认为, 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在理论上比较容易区分, 但在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有时确实难以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二者之间就根本无法区分, 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难以区分。这就要求刑法司法解释机关在进行具体的解释时根据“社会相当性”标准去具体把握, 防止在扩张解释的名义下进行为罪刑法定原则所排斥的类推解释。 总之, 笔者认为, 由于不涉及生命等重大利益的剥夺, 在民商事法律中允许类推解释的存在容易被人们接受, 但在作为“最后一道法律防线”的刑法领域中, 类推解释是应当绝对禁止的, 尤其是在刚刚废除类推制度、罪刑法定主义根基尚浅的中国更是必须如此。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要实行罪刑法定就必须培养和提升一个民族适当放纵‘犯罪’的勇气, 即要有适度的宽容精神”[ 12 ]。中国现在最需要培养的就是人们的规范意识, 而不是去寻求难以把握的“法的精神”等概念而重新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状态之中。只有禁止刑法类推解释才能不让类推制度通过类推解释借尸还魂, 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刑法的“帝王原则”才能真正地指引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工作走上健康运作的轨道。
刑法依赖关系 (四)
贡献者回答“男子偷割韭菜获利8元被判刑半年”“无业博士偷菜被刑事拘留”“小区内醉酒挪车被追究刑责”等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类轻微不法行为动辄入罪并科处刑罚，潜藏着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危机。
刑法不是治疗社会问题的万能药。若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就会患上“刑法依赖症”。这种依赖症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具有高度的法治风险与社会危害。一方面，它将打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均衡结构。相较于民法，刑法应呈现威严的面孔，但随着刑事责任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张，刑法的威慑力和一般预防效果将大打折扣，刑法的严肃性、严厉性受到侵蚀。另一方面，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必然导致大量轻微不法行为入刑，犯罪圈不断扩张。其最致命的后果是削弱了犯罪行为的非难性与可谴责性，消解了刑法的社会认同，使得公众对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信心逐渐衰退。
现代刑事法治逻辑要求社会治理既要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刑法该出手时要果断出手，充分发挥法益保护机能，但也要克服“刑法依赖症”，坚守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及最后手段性，保持应有的谦抑与审慎，避免把社会问题依法治理简单理解为依刑法治理。
那么，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如何克服“刑法依赖症”？
首先，在价值理念层面，维护刑法保障自由权利之根基。现代刑事司法理念要求刑罚权的行使应被限定在法律最小必要限度内，滥用刑罚会动摇刑法的根基和信仰。刑法若要继续保持它是所有部门法的“保障法”地位，就必须寻根固本，成为公民赖以保护自身自由权利的盾牌，而不是悬在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其次，在刑事立法层面，对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应理性反思。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虽然不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但刑事立法却是最为便捷的手段，因为较之其他复杂的社会治理措施，将某种行为入罪或者修改提升其法定刑，无疑相对容易。然而，刑法虽然是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的利器，但并不是遏制危险的良药，更不能成为公众情绪的“晴雨表”。我国刑事立法应秉承理性主义并恪守核心刑法的边界，理性反思积极预防性刑法观，以防止不断扩大的刑法处罚范围最终消损刑法自身的权威性。
再者，在治理模式层面，坚持民刑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长期以来，重刑轻民的社会治理模式普遍受到青睐。刑事治理虽简单高效，却容易损害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特别是轻罪入刑后引发或激化的新的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增加、难度增大。如果刑事治理惩处了一种犯罪却又引发另一种犯罪，这样的治理既得不偿失又于事无补。法治社会的构建在于保持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平衡，过多运用刑罚权不仅侵蚀了私权利的空间，而且导致社会治理结构失衡。因此，只有民先刑后、民进刑退，方能形成轻重有序、责任有别的民刑共治体系，实现从倚重刑法转向私法自治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恪守形式入罪与实质出罪的路径。刑事司法不能背离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既要靠完备的法律制度，更要依赖司法者的经验、智慧与良知。对于司法者而言，应仔细体会每一个案件背后的良知所在，尊重并正视人性的弱点，坚守正义，在司法实践中遵循“入罪合法，出罪合理”的原则，对刑法规范予以实质解释，避免“无罪之罚”现象的出现，推动司法朝着良善的方向运行。现代法治国家并非对所有不法行为均施以刑罚，使用其他手段也能达到保护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因此，有必要通过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构建形式上“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通道，从而充分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刑法不仅仅限制自由，它还创造自由。”刑法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必须清晰界定合理边界，否则刑法就失去了意义和适用的空间。刑法不是治疗社会问题的万能药，社会治理“刑法依赖症”有损刑法的正义与威信，作为“必要的恶”和“最后的手段”的刑法，不应成为阻碍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挡箭牌！
想要成长，必定会经过生活的残酷洗礼，我们能做的只是杯打倒后重新站起来前进。上面关于但在可入罪可出罪的情况下保持谦抑则体现着刑事司法的智慧和温情的信息了解不少了，村律帮网希望你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