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其中不乏一些典型案例。例如，有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因医院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或手术方式选择不当，导致患者知情同意权被侵害，进而引发纠纷。还有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期间，因医院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或医务人员疏忽大意，造成患者意外受伤或死亡，这也成为医患纠纷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不仅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痛苦，也给医疗机构的声誉和运营带来严重影响。
医患纠纷的典型案例有哪些 (一)
优质回答医患纠纷的典型案例 女子阑尾炎手术去世 家人20多次讨说法未果
2009年4月17日，家住武昌中北路的夏女士因腹痛到武昌一家医院就诊，诊断为阑尾炎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手术后一直腹痛，被诊断为肠梗阻病变，10天后手术探查诊断为小肠穿孔，不幸的是，当月28日去世。
“阑尾炎又不是不治之症，35岁人就没了，还留下9岁的儿子。”悲痛欲绝的家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认为医院误诊并延误，向院方讨说法。院方当时建议先做尸检，明确死因后，才能划分责任。
事发后，夏女士家人先后与院方进行了20多轮协商，医院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补偿家属。但夏女士家人认为差距太大，没有同意，决定走诉讼程序。
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例
错过尸检最佳时机 医疗事故鉴定难
那时，李律师作为法律援助接手这桩案子。“这个案子真是历经艰难。”李律师刚感慨说。
法律程序得靠证据说话。李律师却发现，夏女士入院姓名竟写的儿子名字，无法提交真实姓名的相关材料，维权的'第一步难以迈出;而夏女士去世后一周内尸检是判断死因的最佳时间，当时也错过。
之后一年，李律师陪着家属到社区警务室、派出所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才解决了就医时因没有填写自己真实姓名造成的维权难。
另一个难题，因错过了尸检时间，医疗事故鉴定无法进行。夏女士丈夫韩先生后来坦承，自己没有意识到尸检重要性，又想到人不在了，还要又划一刀，心里难受，导致错过尸检的最佳时机。
拖到2013年已4年，奔波于各相关部门不下50余次，仍无法立案，家属身心俱疲，而夏女士的遗体在医院太平间里已经放了4年。
医调介入 多年纠纷终了结
去年3月，卫生行政部门给家属韩先生发短信，告之可找武昌区医调委免费调解纠纷。心灰意冷的韩先生并未理会。直到7月24日，才和武昌区医调委联系。医调委彭主任、杨副主任接手了这一难事。
杨副主任昨日介绍，在其他努力无果后，他们只有一条路：直接协调医患双方。
他们劝韩先生，逝者5年不能入土，外人想着都难受，何况亲人。把这一页翻过去，人生不能陷在这里。他们又找到医院，在补偿数额与患者家属之间尽量协商，早日妥善解决。
今年初，韩先生初步同意医院的补偿数额，但夏女士的父母又不同意。医调委没有气馁，从法律角度帮助家属分析补偿的合理额度。彭主任说，“每场调解完，一瓶矿泉水肯定喝光”。
直到4月上旬，医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院方补偿逝者亲属30万元，并不再收取遗体保存费用。
4月12日，夏女士的遗体安葬。
医患纠纷处理方法
1.医疗过失纠纷。即指由于医务人员在诊疗或护理工作中的过失而引起的纠纷。它又可分为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医疗事故是行政法规上的称谓，需要经过医学会予以鉴定。误诊当然会构成医疗事故。没有被鉴定成医疗事故的，可以医疗人身损害为案由予以解决。
2.非医疗过失纠纷。指患者到医院就诊，医务人员不存在诊疗、护理过失，但由于院方其他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所引起的纠纷。如：患者到医院就诊，由于保洁人员清洗走廊未履行相应警示义务，造成患者摔伤等等。此属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调解的生命力在于第三者的居间公正裁决和调和，调解中间人的公正和中立显得至关重要，决定着纠纷的调解顺利与否、成功与否。只有脱离了医患双方的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牵绊，才能真正实现调解人态度的公正与公平。在卫生行政机关调解之外发展民间组织的调解，可以扩大医疗纠纷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选择范围，有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医疗纠纷。
目前，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以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今已广泛流行。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有着其独特的重要性和优势：
1.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
2.以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3.使医患双方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与纠纷的解决。
4.有利于保守患者个人隐私和秘密。
5.当处理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时，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的灵活的纠纷解决程序。
6.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灵活、快速地解决纠纷。
7.经当事人理性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的结果。
典型医疗事故案例及分析！（要求有具体的案例及分，最好是当今的热点医疗纠纷） (二)
优质回答脑瘫患儿诉上海某医院医疗事故赔偿案案件简介原告张某之母于2006年10月4日（双胞胎待产）急诊入院，凌晨3：45医生告知B超单检查显示胎儿的胎心和胎动并未异常后，被安排在产房待产区。但原告胎膜早破，羊水外流长达6个多小时，被告（医院）未采取任何具体治疗及检查措施。原告于同日上午9：30出生，医生告知，原告重度缺氧，在儿科病房的暖箱中抢救有所改变出院，但于2008年原告查出脑瘫，原告家人于2009年2月将在被告处的病例调出后才知，原告的病情是由被告造成。2009年3月原告将被告上海某医院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就此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解析作为本案原告的代理律师，自接受委托后，我们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进行调查取证，就该案件的主要法律事实与证据，从专业知识角度以分析，并做出相应的方案，在该案件中主要争议有：一、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方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们认为被告对此法律概念和适用存在理解错误，依据《民法通则》和《意见》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即应从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时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09年2月在被告处调出病例，确定的病情是由被告造成时开始计算。二、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被告对原告在出生过程中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一直持否定态度。在审理过程中，我们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虹口区医学会就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其医疗行为与现状有无因果关系及本案病例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被告对原告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上海市虹口区医学会鉴定结论为不构医疗事故。面对这样的鉴定结论，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本案要想取得赔偿，这个鉴定结论是关键，律师和原告都不服这样的鉴定结论。我们重新申请鉴定，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接受了申请，并委托上海市医学会就被告对原告的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其医疗行为与现状有无因果关系及本案病例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被告对原告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与被告的医疗争议构成医疗事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本病例构成二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判决结论 原告诉被告上海某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杨浦区人民法院认定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支持了我方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判决如下：一、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医疗费人民币5090.40元；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人民币280元；三、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住院陪护费人民币1515.50元；四、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护理费人民币201,600元；五、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残疾用具费人民币280元；六、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交通费人民币210元；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4，441.48元；八、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残疾生活补助费人民币244，414.80元；九、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律师费人民币3500元。 法律依据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五十条 医疗事故赔偿，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计算：（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四）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的，不超过5年。（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的，不超过5年。（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医疗风险该由谁承担 (三)
优质回答医药经济报
——贺昊专栏
近日两起医疗纠纷吸引了众人的眼光。一起发生在上海华东医院，因收治一名急性重症胰腺炎病人最终不治，病人家属索要140万元，医院则不予赔偿；另一起发生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视屏显示ICU护士掌掴婴儿，婴儿次日身亡，病人家属与医院就赔偿达成协议。
这两起医疗纠纷，无论其真相如何，最终的结果如何，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医生与病人的生死究竟是什么关系？若从单纯的交换关系来说，应该是这样：病人生病了，准备用钱来购买医生的服务免除病患，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医生凭借自身的医术帮助病人去除病痛，远离死亡，获取报酬。这中间，对病人来讲，仅是诊费的高低问题；对医生来讲，仅是医术高低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却远比这复杂。因为医学本身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门完美科学，医疗过程存在着不确定性。只有当这种不确定性得到妥善处理，医患纠纷才能得到极大的缓解。
那么，该如何来规避这样的不确定性，亦即医疗风险该如何分担及化解呢？
病人及病人的个体理性是重要的，对个体身体状况的理性感知，比如定时体检，是规避医疗风险的必要手段，甚至还可以通过购买相关的商业保险来避免或减少相应的损失。但是这些属于个体选择，亦即倘若某个个体选择接受风险并减少相应支出也不应受到指责。公众需要关注的是，作为个体是否承担了他（她）作出相关选择后的相应后果。以华东医院这一案例来说，若医院、医生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没有过失，那么病人的家属就应接受病人因病死亡这一结果，其补偿只能根据病人及其家属前期是否有过预防行为来确定，依靠职业医闹来获取补偿的行为不可取。
那么，医院、医生又该如何来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呢？
目前存在问题较多的就在诊疗规范的实际遵守和第三方鉴定机构的鉴定上，而诊疗规范的遵守与否病人也不能确知，也需要进行医学鉴定，因此，负责进行医学鉴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医疗风险处置上所起的作用就至关重要。
从贵州省人民医院的案例来看，第三方鉴定机构至今未有出现，这显示出当前此类机构的尴尬处境，一是公信力下降得很厉害，难以在医疗风险发生时起到合理区分责任的作用；二是害怕承担责任，担心自身两头不讨好。而这又与过往处理问题透明度不高，向公众阐释不够，碍于人情偏袒院方等行为有关。
因此，制定清晰的诊疗规范和构建公正客观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是合理应对医疗风险、公平区分医患责任、缓解医患纠纷的关键举措，既是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确保医改取得成功的关键。
制定清晰的诊疗规范和构建公正客观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是合理应对医疗风险、公平区分医患责任、缓解医患纠纷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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